陳可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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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可忠

任教師大

根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位校史館資料,陳可忠於1950年擔任本校(前身為台灣省立師範學院)理化系主任,次於1955~962年間擔任改制為台灣省立師範大學的理學院院長,並在其任內,將理化系分設為物理系和化學系。此外,原來的博物系也在1961年易名為生物系。 1955年,當本校前身由師範學院改制為師範大學時,劉真續任校長。當時設有教育學院,文學院與理學院等三個學院,並依序由田培林、梁實秋與陳可忠等教授擔任院長。三人俱為學界一時之選,大大地提升了本校的學術聲望。根據劉真前校長回憶,他與田培林、梁實秋、陳可忠三人相互間有一種默契,就是同心協力要使師大成為最好的大學。不料,1949年4月起即接任校長的劉真,在1957年8月奉調為省政府教育廳長。而陳可忠也在同一年,開始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籌備處主任一職。翌年,新竹清華大學成立後,陳可忠即出任該校教務長,並且在1962年代理校長,1965年真除為校長,直到1969年7月退休。

生平

陳可忠生於1899年10月25日,福建閩縣臚雷村(今屬福州市倉山區)人,兄弟四人,他排行最小。陳家歷代務農,到可忠父親始習儒醫,並遷閩江下游商務繁勝要衝琯頭行醫,惜父親早逝,但大兄繼續在琯頭繼承醫業。1914年,他考入上海南洋中學,1917年,再考入北京清華學校。1920年,他榮獲公費資送美國留學,同學中有後來名重一時的化學家薩本鐵、曾昭掄,以及史學大師蕭公權等著名學者。留美六年,陳可忠先後於1924年獲耶魯大學學士學位,1925年獲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,再於翌年榮獲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。 1926年9月,陳可忠回國後,旋即受聘為廣州的中山大學教授。他倡導研究風氣,最早創立教授專用實驗室。在他的努力下,中山大學成為當時與北平的協和醫學院、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和南京的中央大學並駕齊驅的化學研究中心之一。 身為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科學家領袖之一,陳可忠積極地引進西方近代化學,並善用學會組織,以便傳承與深化科學教育成果。1924年4月,留美學生莊長恭、王箴等發起成立中華化學會,陳可忠等負責聯絡海內外熱心者共同推進會務。次年6月1日,中華化學會在美國正式成立,有留美學生數十人參加,這是中國最早的化學團體之一。

國立編譯館時期

顯然基於科學教育的深刻關懷,以及九一八事變之後,國難當頭的危機意識,陳可忠將他的科學生涯與救國行動結合在一起。這或許可以解釋他何以投入國立編譯館工作。1932年6月,教育部設立國立編譯館,館內主要設自然、人文兩組,陳可忠任自然組主任兼專任編審。

1936年7月,陳可忠繼任館長。1942年1月,國立編譯館改組,由教育部長陳立夫兼任館長,陳可忠轉任副館長。

1944年2月,陳立夫辭去兼職,陳可忠復任館長。

1948年5月,陳可忠辭職離任。

總計在1932~1948年間,陳可忠執掌國立編譯館的時間,長達十二年之久。

1932年8月,教育部採納陳可忠的建議,在南京召開全國化學討論會,討論化學譯名、國防化學與化學課程標準三大問題。當時與會人士深感國難當頭,莫不群情激奮,亟思有所作為,於是,他們共同發起組織中國化學會。8月4日,中國化學會宣告正式成立,陳可忠與曾昭掄等當選為理事,他們又與薩本鐵等7人被推為《中國化學會會志》編輯。此一組織的成立,標誌了中國化學發展的一個新的里程碑。

科學術語譯名統一

國立編譯館各項工作中最可稱道的,是它對科學術語譯名統一的倡導與推動。為了在編訂、統一、推廣譯名上樹立權威,編譯館制定了詳盡的編訂譯名計畫,成立各學科組譯名委員會,與各學會組織密切合作,先後完成了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的80個學科領域的譯名審定統一工作。陳可忠以化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的名義,參與了化學譯名的審訂。這些工作在翻譯傳播外國先進科學知識,以及發展中國科學技術的過程中,都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,許多當時審定公佈的科學譯名,還一直沿用至今。

陳獨秀與國立編譯館

抗戰期間,國立編譯館內遷重慶。1939年,編譯館向陳獨秀約編教師用的中國文字說明書稿,並預支稿費,這對於陳獨秀當時的清苦生活不無小補。後來,陳獨秀交出《小學識字教本》稿本,不過,由於陳立夫希望他更改書名,此書終究未能問世。於是,陳可忠只好答應陳獨秀的要求,由編譯館油印了五十份,分送學界友好和各文化機構。此外,英國科學史大師李約瑟(Joseph Needham)訪問重慶時,也曾經拜會陳可忠,對於編譯館的工作,留下極深刻的印象。 國民政府棄守大陸前夕,陳可忠在1948年5月被任命為中山大學代理校長,8月繼任校長。當時,風雨飄搖,校內風潮不斷。應陳可忠之邀同校任教的梁實秋曾不堪回首這身世飄零的廣州半年。這或許也是陳可忠當時心境的一個寫照。1949年6月,陳可忠辭去校長職務,轉赴台灣。

晚年

陳可忠晚年定居美國。1992年2月17日,他安然謝世於賓州寓所,享年93歲。綜觀陳可忠的一生,在謹守科學家的本分之外,他的教育家與編譯館行政主管的角色,也實踐了救國救民的理想。從目前有限披露的資料來看,陳可忠在動盪的世局亂世之中,秉持知識人有為有守的風骨,堪稱二十世紀中國科學家典範。而這些,當然也在後來見證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時代使命。只是,我們不免好奇:他是否曾有機會重新認識逐漸轉型的台灣師大,以及民主劇變中的台灣?


撰寫人:洪萬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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